米格

　　□在读博士生，广州

　　当你第一眼看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灯具照片，很可能怀疑自己从中发现到了一具当代时尚家居中几乎必不可少的设计灯：灯头小巧，灯杆细长，并可以多节多向拉伸折叠。恐怕你只有通过辨别当时中国厂商自行生产的款式多样但与现代风格略有不同的各种玻璃及搪瓷灯罩，才能确定自己看到的是民国时期中国独有的灯饰———麻将灯。这种顾名思义专为打麻将而设的灯具特色在于灯杆可以拉长缩短，不打麻将时可以做一般家居灯饰使用，打麻将时则只需要将灯杆拉长，即可将灯泡伸展至麻将桌的中央以供照明；此外，灯杆中央还别出心裁地设有托盘，用来放置牌客的茶水和小食。

　　这具麻将灯被归入《中国现代设计的诞生》“中国现代设计编年”部分的1928年。在那一年，北伐成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由蔡元培任首任院长的中央研究院成立；苏联开始进行第一期五年计划，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国。

　　在那样一个战争阴影尚未笼罩世界的黄金年代，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都保持着一种向上生长的姿态，而在十多年乱局后重获统一的中国，工商业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当国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实质性的提高时，像麻将灯这样一些切合中国人生活文化的现代产品设计也终于陆续登场；在此之前，中国人的现代意识其实早已伴随着晚清洋务运动与设计教育的萌芽而展开，而带有现代化意味的辛亥革命、国货运动、新文化运动、民营工业勃兴以及国际交流等等也反过来带领和推动了中国设计工业的发展。

　　设计不仅仅事关工艺、美术、图案，更重要的是，它与历史有关、与政治有关、与社会有关、与文化有关———巴黎第三大学普遍及比较文学系博士、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用者为本设计实验室主任郭恩慈教授与其学生苏钰编著的这本学术作品，以极为丰富的个案分析和各类史料、大量直观明了的图像资料和精微的阐释，毫不艰涩地深入剖析了中国现代设计的历程。

　　正因为现代设计的本质在产品的标准化、由机器制造、可大量生产之外，还配合时代的美感形式、刺激大众消费欲望，因此“把设计毫不含糊地放在当代的经济、科技水平、社会脉络中去定位及分析，才是编写设计史的真正任务”。作者尝试将设计作为中国现代精神的具体实践，也就是对西方外在造型的模仿以至“中国内在精神的创新整顿、追寻的整个历程”，以一种回首省察的角度记录下来，深入勾画中国在设计实践上所显示的与世界同步的现代化之特质。

　　书中的第一部分梳理出上述糅合本土与世界诸领域大事记的1842年至1949年间中国现代设计编年，读者尽可以从中体味到，当工业文明由远而近地和近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中国终于要思考如何制造让中国人使用的空间和器物，如何创造属于中国人的视觉传讯文化，如何建构出中国的现代设计。该书第二部分则展开了饶有趣味的若干个案分析，从《点石斋画报》揭示的晚清的前现代世界观，到中国近现代报刊广告设计和书籍设计中展现出的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从家庭电器产品里透露出的中国现代工业设计水平，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电影布景设计描绘出的中国城市现代化“摩登生活”，读者仿佛在作者的引领下按照时光流逝的痕迹拼接起几幅定格的生活画面，昔年宛若重现。

　　丰子恺先生在《房间艺术》一文中谈到如何借设计带来闲情逸致的生活空间时，期望能有一个活动的、可分段装嵌的书橱，既可自由变换造型，又可允许依据书本类别摆放以利查找，甚至还可以代替墙壁来分隔房间。林语堂先生1937年出版的《生活的艺术》更是能完全以一种从容的、毫不陌生的态度来看待西化生活，提倡有限的生活，以中国古代诗人笔下所形容的闲逸气质为本，探究与现代机械物质文化融合在一起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他在书中勾画充满艺术气质的悠闲生活，并由此为出发点，品评床、椅、沙发以及起居室、私家园林甚至西装的设计。作者认为，“从两位文学家所谈到的室内设计理想，我们可以理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化人士既崇尚中国式的优雅，又希望享受现代化科技带来的生活便利”。

　　更有象征意义的是，林语堂除了著书立说讨论现代生活的美学外，还精于机械的设计及发明———他设计了会挤出牙膏的牙刷、自动打桥牌机、自动门锁、英文打字键盘等模型。而他投入毕生积蓄而发明出的一分钟能打50个汉字的中文打字机，以及专门为此设计的上下形检字法，更成为今日中文电脑输入法的前身。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将近一百年间，西方机械文明与中国短兵相接，终于从“暴力的外来侵略者”形象和仓促模仿西方器物世界的设计，逐渐内化为“林语堂以悠闲生活的角度所讨论与欣赏之生活的文化和艺术”，试图重新掌握中国人现代生活环境及内蕴的精神本质，中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这一路上所不断付出的沉重代价，可想而知。

　　事实上，当我们深入研读当时有关中国现代化的讨论，不难发现那所谓“中西文化共用的现代质素”之背后，却藏着一代民族精英最深切的困惑及焦虑，以及本国身份认同的深层文化之断层危机。那不但关涉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时间继起问题，还与东方、西方、全球、核心、边缘的空间并立问题相纠结。丰子恺在1926年对中国设计所作的反思（“器物世界需要孕育成为一个系统，以使其可以安顿人的精神”）至今仍有其理论意义上的重要性和实践意义上的迫切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创造出一个能“安顿中国人的灵魂的物质环境”，设计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完整中国？这不仅仅是所有设计实践者需要深思的严肃问题，更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理工科技人才、财经实践人才等等都需要直面的沉重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