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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校在内地招生，一方面激发了大学对目前存在问题的反思，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公众舆论对该事件的过度反应。
述港校和内地名校：哪个半斤哪个八两？
一系列的批评和事件都将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内地名校推到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许由、平悦报道
今年4月初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大校长朱清时批评由于社会上对北大、清华的追捧，各地人为助长清华北大“掐尖”，由此而导致许多人才被埋没。朱教授的批评还未得到足够回应，6月份香港大学在内地招生，又引发港校PK内地名校、使得北大清华成为二流院校的议论。紧接着，7月份国际著名华人数学家丘成桐教授又炮轰北大在引进海外人才中造假，并将批评一直延伸到国内现行大学教育模式以及学术体制上。
象征性的危机
这一系列的批评都将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内地名校推到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虽然就港校内地招生是否会引发“尖子生争夺战”的问题，香港和内地高校的校长都表示不值得大惊小怪，在高等教育逐步全球化的前提下，中国开放生源市场是个必然趋势。但国内一些媒体仍是对“PK”、“二流”大造声势，这让北大校史研究专家，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至今不无忧虑，陈教授担心因为舆论影响大学的管理者，从而引发内地高校新一轮的“大干快上”。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劳凯声教授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清晰地表述了港校内地招生的实质：“这说明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形成了很大的市场，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量非常强劲。所以它会导致国外大学、以及香港的大学到内地招生。”劳教授认为，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在世界各国大学招生生源不足的情况下，中国的生源却大大超过了高等学校本身招生的规模。但内地的优秀人才是挖不完的，也不可能全挖走。所以港校在内地用高额奖学金挖走各地拔尖生源一事只能说对内地大学有象征性的危机——促使其思考如何做到最好。
学校能提供的东西毕竟有限
针对北大、清华是否会沦为二流的争论，陈平原和劳凯声两位教授都认为，一方面内地大学虽然确实与世界上很多优秀大学存在差距——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最尖端的科技方面可能有比较大的差距，但如果从总体水平来说，中国最好的大学和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差距并不如想像中那么大。据本报记者了解，除了高额奖学金对内地学生的诱惑外，选择港校的很大一个原因也在于，在国内大学生就业困难的背景下，选择港校也是一个留学和就业的跳板。但对于打算去港校读书的人来说，也许前景并不一定比在内地乐观太多。“实际上，我经常会为我的前途担忧，因为香港这边读研和读MBA的本土同学很多都有自己的工作，对他们而言，学位相当于职业进修。但对我而言，未来的事业基本上就维系在我的课程表现上了。”目前在香港一所著名高校就读硕士的姜林（化名）不无忧虑地说道。事实上，姜林2002年已经在北京大学硕士毕业，因为工作不如意，才于一年后考入港校再读硕士。对于姜林个人而言，香港的大学与内地名校PK是否会使得内地北大、清华等名校成为二流简直不成其为问题，两地的师资力量对于他而言并无太大实质差别，至于学生水准和就业前途，并不一定香港就比内地更有优势。而且，把眼光再放远一点，今年6月他参加了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学术交流活动，“其实，在美国学校的中国学生也是三六九等，无论是知识结构还是见识上，差别也很大。留学的或许也并不都是精英，有些学校能提供的东西恐怕也非常有限。”
言过多关注大学不是好事
作者陈平原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借助于媒体的关照，中国人对待大学制度、大学理念、大学精神的理解在今年来说可能是一个大普及。不是相关的专家的“大学论”而是家长、媒体对大学话题的积极参与，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到国外看看，没有像中国这样所有的报刊媒体都在关注大学。他们对哈佛、东京大学，不像我们对北大、清华看得那么紧，不断提要求。大家都来关心大学，好处是大学得到了社会充分的关注。不好的地方就是，公众对大学倾注了过多的感情。这种情绪化的“关爱”使得大学里面很难平静地思考问题，因为所有的大学校长都难免受舆论的影响。过多的舆论关注不是好事情，因为公众不太了解一般的大学应该具体怎么办。而且公众特别希望你一口气吃成一个大胖子。但是大学要成为一流大学并不容易。希望太大了，失望太多了，口气就越来越急迫，而对大学来讲压力会很大。行政机关以及以媒体为代表的社会舆论给大学带来的双重压力，眼看着把大学逼急了。几乎所有的大学这几年来都在“大干快上”。各种考核、评奖、争项目、夺排名导致大学里没有给学生、老师留下读书、从事研究的时间。大学校园里，没有人散步，全都一路小跑，好像赶地铁。这样的氛围对大学非常不利。（本报记者平悦采访、整理）
策给大学空间与时间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平悦、曹复报道
如劳凯声教授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采访时所言，当中国经济的发展令内地大学不能满足需求时，香港乃至国外大学在中国内地夺取部分生源的情况只能是愈演愈烈。那么，在应对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高等教育全球化的问题，内地高校又有哪些值得反思和改革的地方？三位大学研究专家分别从不同的关注角度给出了他们各自的回答。
百年发展要靠人文
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院士金耀基认为，对于一所好大学来说，人文精神的培养是十分重要的，而这又恰恰是容易被高校教育忽略的。内地大学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注重科技创造，忽略人文意识。而一个学校注重科技发展，在未来20年可能会迅速发展起来，但是如果看往后的50年乃至100年，就要看它的人文精神。科技和人文不是说要在量上达到一致，但是要达成一种平衡。一所高校要具备人文气息，才能为人们长期关注。历数北大百年，让它被人们接受的人物大多是人文学者，国外牛津、哈佛等著名的大学也是一样。虽然国内现在也开始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光注意还是不够的，尽快行动起来，采取有效措施注重人文教育。
大众化时代大学需分层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劳凯声认为，中国的高等学校过去只有100所左右，毛入学率在1％到10％之间时，大学是非常典型的精英化教育。而当毛入学率增长到20％的时候，我们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应该出现大众化的特征了——它同精英化阶段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高等学校就不会像过去一样强调竞争选拔了，而要更多地强调适应；强调学生的需求、兴趣，但这并没有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很多高等学校的校长们都是瞄准北大、清华这些精英大学，按照他们的模式来办学，希把自己的学校，也办成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按照这个模式导致现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一种趋同化。没有作出适当功能的区别。因为在我们社会发展中对人才的需要也是分层次的。有最尖端的人才、操作性的人才和职业型的人才。社会对人才层次区别的需要，决定大学本身根据功能的不同而分层。这样可以更好地建构我们的大学体系。
步步为营就能办好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认为，现在中国的大学进入了一个内在的调整期。这会很辛苦，但是很关键。大学办好办坏关键问题很多，首先是空间和时间。空间的内涵有三。内在的学问的空间——就是老师们学生们的眼光到底能看多远。其实这十几年来大家关心的大多是看得见的大楼，而不关心大楼里面到底装的什么东西。换句话来说，硬件上来了，软件跟不上。其次是驰骋想像的空间——思考自由的问题。内地大学缺乏更大的空间主要指的是独立思考、自由表达方面的缺陷。第三是大学独立办学的空间——大学到底有多少空间可以让你自由活动。过多的行政干预导致大学办成一个样、没有个性。关于时间。用办企业的思路来办大学，导致了现在大学现实中的急功近利。但办大学是长线投资，必须有长时段的眼光。不是用一两年，而是十年、二十年乃至更长的眼光来看待大学的发展。像填鸭一样，填食、催肥、打激素，让大学迅速膨胀，这个效果不好。办大学需要时间，太急不行。中国的大学只要认准目标，让他们步步为营就能办好。所以我想呼吁：给大学时间。问题不在于大学里是不是还有文科，而是只要技能主义成为大学理念，文科也可以变成技能训练，哲学可以只是一套仅供背诵的教条，历史可以只是某年某月发生的事件，文学只是文学家加作品，只要你练出一套掌握这些“知识”的功夫，照样可以在竞争残酷的就业市场谋得一份有头有脸的体面差事，而那些化育心灵的人类智慧、历史记忆、情操体验无论如何不是技能训练所能了解，当然也不能成为技能教育的目标。我们的大学文科教育不就是年复一年地大批制造“文科技工”吗？假如我们把罗马时代的“奴隶技能教育”作一个换向思考，现在这种偏废人文学的技能教育就是“技能教育奴隶”，通过技能教育把人教育成市场的奴隶、职位的奴隶、金钱的奴隶。假如人的大学生涯只是因为这些方面才有意义，大学就只是在培养市场社会的奴隶了。罗马是奴隶被迫接受技能教育，现在则是人不屑于人的意义，主动争取当奴隶，这是多大的讽刺！何其可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高等教育如此热衷于就业性的技能教育，又怎么能遏止整个社会追金逐银的糜烂风尚呢？糟糕的是，这样一种浅薄腐朽的大学理念，在中国大学理念的探讨中，居然还有人为之称道，堪称奇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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