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出，古代中国人以基本经典作为分类的依据。经部之后，子、史、集的分类依据，则是其与基本经典的亲疏关系。图书分类如此，学科分类也是如此。所以传统的学科分类，事实上是一种混乱列举，混乱列举的依据，是所谓“圣人之言”。具体讨论这些著作，诗是文学作品，尚书春秋周礼是史书，孝经主要是伦理学———这个时候，国学院的教授发话了：“《诗经》被当做文学作品来对待，划入文学学科，《易经》则被当做哲学典籍，产生了极大的误读。”需要提醒这位教授的是，假如他所说的误读，指的是misread，那就该是一种“错误”的阐释行为。他担心别人错误阐释什么呢，“圣人之言”？把《诗》拉下“经坛”以后，“圣人之言”就不那么“神圣”了吗？

　　国学院的教授们还说：我们要培养的本来就是“通才”嘛，“国学的特点之一是‘通’”。真不幸，打开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史，满页写着的恰恰不是“通”。

　　儒学成为中国的官方学术以后，官方学校教育就以基本经典作为学科分类的依据。在汉代，经学被分为五个类别，诗书礼易春秋各为一门，所谓“五经博士”。随后，各基本经典学派的分化又增值出新的学科，而纬学的介入又衍生出“内外学”的差别。学科之间，森严壁垒，看不见一点“通”的迹象。自汉以降数千年，无论是官方的庠序，还是民间的私塾，都没有将“通才教育”作为教学活动的准则。回顾这两千年的教育史，不难发现，在传统模式下培养出的，不仅不是通才，甚至算不上什么专才。其中的大部分，近人讥之以“奴才”。

　　当然，传统中国产生了不少通才鸿儒，不过只要对这些大师稍有了解就该知道，他们都不是学校教育的产物。无论古今中外，真正意义上的通才无不是首先抱着过人的求知热情，再经过各种知识的反复洗刷，在长期的磨砺与实践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开放的求知心态是其根本，漫长的探索时间是必经的过程。

　　反观国学院的国学通才培养———通过转专业招生，人大国学院在短短两年里就多快好省地生产出了四届“国学人才”。按照这个比例来说，国学也不见得是什么了不得的学问嘛！